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版图上，香山文化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承载着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记忆，孕育着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精神基因。从这片土地走出的近代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一方面根植于香山文化开放包容创新的土壤，另一方也极大地丰富了香山文化的内涵。

11月1日，中山市香山书院“遇见先贤”系列课程走进三乡镇，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历史学博士胡波以《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知和行》为题，向市民读者讲述香山文化与郑观应之间相互成就、深度交融的历史脉络，也为这份珍贵的文化资源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香山文化始终是“活的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塑一方文。

香山这片北接珠江、南临南海的土地，曾是海洋与陆地的交界地带，早期先民在这里围海造田、晒盐捕鱼。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又带来了闽南人、客家人等多元族群，他们在语言、习俗、生产方式等方面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了包容共生的社会生态，以及逐步从海洋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文化形态。

“这种转型不是断裂式，而是一种交融式的共生。”胡波教授指出，这种独特的历史进程，让香山文化既保留了海洋文明的冒险开拓精神，又兼具农耕文明的务实稳健特质。这里的人们既善于驾船出海、闯荡南洋，在商贸往来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也重视土地耕耘、家族传承，在烟火气息中坚守文化根脉。

明清以后，葡萄牙人定居澳门，西方的宗教、科技、艺术在此传播，与本土文化相互激荡；而香山籍华侨远赴海外，又将异域文化带回故土，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格局。至此，香山文化融会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

“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孕育了香山人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胡波教授表示，不同族群之间尽管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但环境要求他们对异质文化给予了理解、接纳的态度。

2002年，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年大会上，胡波教授首次提出“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知和行”命题，“香山文化”这一概念也引发了海内外专家的共鸣。2022年，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广泛开展庆祝香山建县870周年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香山文化深入人心。

“香山文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是‘活的文化’，从明清的商贸文化到近代的洋务思想，再到当代的湾区精神，它一直在随时代演变，却从未丢失核心基因。”胡波教授强调。

郑观应是连接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式人物

香山文化不仅塑造了香山人的精神品格，更孕育了孙中山、郑观应、容闳等一批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他们带着香山文化的烙印，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

1842年，郑观应出生于三乡雍陌村，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本土的风俗习惯、家族教育、社会氛围深深烙印在他的思想深处。科举考试失利后，郑观应在父亲与乡邻的引荐下，远赴上海投身洋行，开启了商业生涯。

在上海的数十年间，郑观应从洋行职员成长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先后在太古轮船公司、招商局等机构任职，涉足航运、矿业、铁路、电信等多个领域，成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先行者。在商业实践中，他既坚守香山商人诚信经营的传统，又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提出了“商战为本”的经济思想，主张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列强竞争，改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

胡波教授认为，这种将传统商业智慧与近代经济理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正是香山文化兼容并蓄特质的生动体现。

此外，郑观应较早“拿起笔”，在思想领域留下《救时揭要》与《盛世危言》等代表著作。他既批判封建专制的弊端、揭露社会积弊，又系统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建设等一系列救国方略。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又突破了洋务派的局限，强调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层面，更要借鉴其制度文明和思想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的一生始终没有脱离香山文化的滋养与同乡群体的支持。在上海打拼期间，他依托唐廷枢、徐润等香山籍买办形成的商业网络，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他又突破了地域圈层的局限，主动与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交往，与外国传教士交流。这种可贵的“天下观”，让郑观应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式人物。

不过，胡波教授也指出，郑观应的人生也充满了时代的矛盾与挣扎。他认为，郑观应的困境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香山文化内在张力的体现。一方面，儒家正统思想让他对清政府抱有幻想，不愿彻底革命；另一方面，开放视野又让他看清体制弊端。“这种矛盾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但即便如此，他从未放弃救国初心。”胡波教授表示。

文化基因与人生实践的“双向奔赴”

在胡波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中，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关系是“双向奔赴”的共生：“不是文化单方面塑造人，也不是人单方面成就文化，而是相互滋养、彼此成就。香山文化给了郑观应成长的土壤，郑观应则给了香山文化内涵的丰富。”

这种交融首先体现在思想层面。“香山文化的包容性，让郑观应能以理性眼光看待西方文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全盘西化。”胡波教授举例说，郑观应在上海主动与外国传教士交流，却始终坚持儒家伦理；他学习西方企业管理，却把诚信经营作为商道核心。这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正是文化包容性的最高境界。

在冒险创新精神方面，如果说香山先民围海造田是生存层面的冒险，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则是更高层面的创新。他放弃科举、投身洋务、呼吁改革，每一步都是突破常规的冒险。这种勇气从个体生存延伸到民族发展，让香山文化的冒险精神有了更宏大的格局。

谈及郑观应对香山文化的反哺，胡波教授表示，在郑观应之前，香山文化是地域文化；通过他的思想与实践，香山文化中开放、务实、创新的特质，突破了地域局限，成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共识。

而今天，我们谈论香山文化与郑观应，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汲取力量。这份文化里的包容与开放、务实与创新，这份人生里的初心与坚守、担当与勇气，正是我们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养分。

“香山文化至今仍在演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中澳一体化和新移民的涌入，都在给它注入新活力。”胡波教授表示，要传承发展这份文化，不能只做博物馆里的陈列，要像郑观应那样“知行合一”。他呼吁，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充分合作，形成文化合力，通过学术化、艺术化、产业化、数字化、生活化等“五化”路径，让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思想走出地域、走向全国和世界，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