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隆桥边》
近期，本土作家黄廉捷的全新长篇小说《喜隆桥边》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以男主人公陈大阳和女主人公黎秀芬在大湾区某城市建设新农村的经历为主线，展现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观念的转变，反映大湾区青年在振兴乡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不畏艰辛、勇于担当，在这片热土上敢作敢为，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本报特邀《喜隆桥边》作者黄廉捷分享创作体验，并刊载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会长、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副教授梁文生对该书的评价，以飨读者。
创作谈：融入乡土，与鱼同游
黄廉捷
是什么让我从创作诗歌转到创作长篇小说？我想，是因为心中有想倾吐的东西。诗人、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希在序中这样给我注解：“小说家，特别是优秀的小说家，本质上也应该是诗人。博尔赫斯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登上文坛，后来转向写小说。博尔赫斯的小说像诗，叙述干净利落，文字精练，构思奇特，结构精巧，情节荒诞离奇且充满幻想。象征主义先驱之一爱伦·坡低调地开始写作生涯，匿名出版诗集《帖木儿及其他诗》。他的诗精致优雅，后来创作小说，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性的理解，受到广泛的关注。爱伦·坡是天才诗人，也是侦探小说、悬疑小说、科幻小说的开山鼻祖。所以，诗人黄廉捷出版长篇小说，一点儿也不奇怪。”陈希教授高屋建瓴的序言，令拙作气韵顿生，感激不尽。
其实，确定要写长篇小说《喜隆桥边》，并不是一时兴起，我想，是因为我熟悉了这片土地，我想对这片土地有所回赠。
中山的渔业资源丰富，特别是脆肉鲩、生鱼等养殖让人赞叹，而我因为从事媒体工作的关系，采访过这片土地上无数的渔业养殖人，因为熟悉，所以有了创作的冲动。
有了构思，就得去完成。创作过程是艰辛的，我经常在周末邀上太太一起，带上电脑、水杯、纸笔，到远洋大信一家咖啡店写作。上午11点到那里，点一杯水果茶，外加一份沙拉之类的，就开始写。记得有一天一直写到晚上11点。为何喜欢到这里写作，主要是感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在这里，我能有更多的写作冲动。
粤西的农村我熟悉，而珠三角的农村，我是从陌生再到熟悉。
在粤西有一座山叫双峰嶂，它是湛江第一高峰，这座山脚下有一条鸭乸河，我出生的村庄就靠在鸭乸河边，村庄叫“秧地头”，一个土里土气的名字。小时候，我在那里学会放牛、种田、砍柴，下河摸鱼，到了上学的年纪，在秧地头小学，天天就巴望太阳下山，下课后打蚱蜢，回家找几个玩伴捉迷藏，日复一日，自也快乐肆意，直到被父母送到远离村庄的塘蓬中心小学读五年级，独自一人面对陌生的环境，恐惧无助像条毒蛇盘踞心头。后来，我终于回到离村庄更近的塘蓬中学读书，再到了石岭中学念高中，19岁那年，在不显眼的秋季，我离开了生养我的家乡，去到广州这座陌生的城市求学。走出家乡之前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曾经一度，当我回到家乡过年，家乡的寒意让我更想回到城市生活，虽然城市的自然温度与家乡差两度左右，也没有更多的阳光，可家乡没有自在如风。
为了生活，我从一座城市漂泊到另外一座城市。我曾说过，想让自己的生活跨度大一些，但回过头来观察，岁月无情地将我的人生包裹。很庆幸，我选择生活的城市——中山是那么地温润如玉，在这个具有岭南多重人文气质的城市里，我找回了诗意的感觉，得到了乡土的滋养，我将城市与乡土之间的血管接通了。这里的山乡，并不像我童年时候的村庄，它不暗沉，颜色鲜艳，清丽脱俗，韵味无穷。水乡的船摆，柳枝的飞扬，城市与乡村的天然融合，是景、人、物的和谐共生、长歌鸣响。
鱼米之乡，鱼塘纵横，加上那些朴实、能干、内敛的人，形成了土地里最精彩的一面。
讲讲陈大阳这个人物，“陈大阳”之前定是“陈大扬”，在写作的过程里，想把这位男主人公定为“纯阳”性质之人，特与太太讨论，最后还是把名字定为“陈大阳”。陈大阳原本想到外面闯荡一番事业，可内心对家乡又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此次回乡创业，是因为五叔的鱼塘需要人来接手，可以说，陈大阳回乡，带有一种偶然性也有一种必然性。陈大阳继承“敢为天下先”的基因，在咸淡水交汇的冲积平原上生长的他，身上既有老广务实的基因密码，又嵌入了全球化浪潮的碎片化表达，像珠江口的伶仃洋一样，在咸淡交融中酝酿出复杂的生命张力。“空气是凝固的，阳光是静止的，鱼塘的水是没有生气的，唯有阵阵的鱼腥味让陈大阳觉得呼吸困难。”正因为见到五叔的困难，他决定留下来，挑起这副担子。前路是复杂的，但陈大阳是纯粹的，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回乡收获了事业、爱情，还有种种磨难，这是他选择的人生之路。
而女主人公黎秀芬，我觉得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女性人物，在她的身上，更多体现了珠三角客家女性群体的务实、进取、开放、低调、坚韧。她们深植于岭南文化的土壤，重视家庭、吃苦耐劳，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着平衡。她们身上既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也有低调务实的作风，黎秀芬是珠三角这片热土上充满活力与韧性的女性形象代表。
在创作中，我一直对自己说，写得再细点，放得再慢些，可是，各章节还是没有完全达到这个心愿，也算是一种遗憾。写完全书后，再回过来通读，太太给我的意见是：如果节奏放慢些，有些情节会写得更细致更完美。
在叙事中，桥，一直是若隐若现的存在。它连接了时间、河流，也横跨了命运。在这个桥边，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那些驻足凝望的眼神，都藏着无数未被讲述的故事。《喜隆桥边》叙事的核心魅力，在于将地理坐标转化为文化符号，这座桥，承载的不仅是时间与空间变化，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与生存哲学——精神的图谱、乡间的烟火气、不同族群交织的融合解读、走出艰难后开出的温情之花。有没有原型之地，我想是有的。在创作过程中，我时时在想，只以线性叙事进行，是不是显得笨拙？我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技巧来捕捉那些在桥边稍纵即逝的灵光吗？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线性叙事，以契合“陈大阳”这个人物的“纯阳”之躯。在语言表达中，方言的不断出现，让读者触摸到岭南文化的温度，也提升了文本的本地质感。
全书当中，我觉得塑造招爱娣这个人物是蛮成功的，从名字来说，就具有了岭南文化的味道。她的性格清晰体现人间处处见到爱，而这种特性，在珠三角的妇女当中，表现尤为突出。她在全书中着笔不多，但处处显现她乐于助人的大爱，可以说，她身上，有一种植根于岭南之地深厚的人情伦理，是珠三角人仁慈善良的代表。一个并没有太高文化的广东妇女，除了相夫教子，与老公为生活打拼，在雪珍全家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伸出援手，还有她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值得歌颂。
在创作《喜隆桥边》过程中，我自己也遇到了许多事，创作到一半时，父亲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了，只能临时停下笔，抽时间回家乡廉江塘蓬照看。父亲一病，心里就像被抽着，做起事来没那么的灵光，人的精气神也没有那么足。我一直认为，父亲是家里的大树，根深叶茂，可病来如山倒，父亲的各种状况都让我心情烦闷。就这样，一面接受着最不想面对的结果，一面断断续续写作。在这本书出版前，他也离开了我们。其实，也想与父亲分享一下自己写作的内容，可惜，我们并没有交流，有很多的原因，但最后，还是我不够坦然，面对至亲的人，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与他沟通。
我庆幸的是，自己一直能保持一份朴素的底色，也喜欢用朴素的故事来为这个社会添色。就如写这部长篇小说《喜隆桥边》，陈大阳与黎秀芬都是具有朴素性格的人，用通俗点的话来说，都是“纯阳之体”的人物。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在这一类人。当然，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原本设定了20章，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呈现的只有16章，在众多人物里，着笔较多是在陈大阳与黎秀芬不断磨合，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过程。
喜庆兴隆，流水不腐。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能感受到文字结出的生活图景：陈大阳、黎秀芬、关来田等人物带我们进入一场美丽乡村建设，或是一个晨雾依稀的早晨，或是一个轻车过桥的正午，或是一个风拂榕叶的黄昏……
为有源头活水来——《喜隆桥边》里的爱情与事业
梁文生
黄廉捷右手写诗，左手写小说。你看，他最新长篇小说《喜隆桥边》新鲜热辣的端在案头，让我先睹为快。
喜隆是一条河，河边是一条村。喜隆村与喜隆桥有何干系？桥，是一个象征，它连结了传统与现代，连结了乡村与城市，连结了冲突与和解，连结了爱情与事业。
《喜隆桥边》是一部讲述当代青年爱情和事业的甜酸苦辣的现实主义小说。洗脚上田，逃离乡土，是传统乡村小说的主题，如路遥的《人生》描述青年人为过上城里人生活，不惜背叛爱情，背叛自我。而在现代化农业的背景下，回归乡土，建设新农村，成为大学生主动选择的事业。这是《喜隆桥边》的一条主线。
事业爱情双丰收，皆大欢喜的结局，是读者潜意识里的渴望。黄廉捷设计了另一条爱情主线。陈大阳与黎秀芬是高中同学，两人分别在武汉和广州读大学，由于毕业后不回同一地方工作而分手。当陈大阳放弃城市工作回到喜隆村接手五叔濒临破产的鱼塘，当黎秀芬从广州白领转身成为驻喜隆村第一书记，两条分叉的人生轨迹，又在喜隆桥的连结下重新交会，两人的事业因共建新农村而有着共同目标，两人的爱情也在事业的发展中产生共振，共同牵引出一个古老村庄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新蜕变。
爱情往往相似，乡村事业却各有不同。陈大阳与黎秀芬从分手、重逢、复合、误解、冰释前嫌，个中情节，虽然有作者对陈大阳的憨厚和黎秀芬的微妙心理刻画来推动情节发展，但是逃离不出爱情描述的刻板模式。而南方乡村却是一个新元素才烘托出爱情故事的鲜活有趣。鱼塘是乡村旧象征，唯有活水才能搅动传统。这股活水，是创新，是技术革命，是改变乡村的新质生产力。
小说开篇以五叔鱼塘的死鱼事件作为传统养殖模式危机的象征性场景。这位老养殖户面对病毒束手无策，赤脚医生吴叔的“没得医”，宣告了经验主义在现代农业面前的溃败。而陈大阳的出场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破土。这位商学院毕业生以“反哺者”姿态回归乡土，引入省农科所胡秋花的科技服务，用移动终端搭建智慧渔业平台，更创新性地推出脆肉鲩鱼“瘦身鱼塘”概念，以及开发脆肉罗非新品种；最重要的是他推动新的生产模式，通过合作社整合零散鱼塘，实现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当张小爱在手机屏上轻点几下就完成投喂监控时，五叔们“身水身汗”肩扛饲料的场景便成了农耕文明的残影。这种从“体力依赖”到“数据驱动”的跃迁，正是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注脚。
关来田的资本介入则揭示乡村经济生态的另一股活水。这位海归金融精英投资脆肉鲩和脆肉罗非的养殖，要求产品“供港供澳、绿色认证”，其资本逻辑与传统养殖户的生存逻辑在鱼塘边激烈碰撞。当陈大阳以高出市场价20%的塘租整合土地时，村民的投诉映射出小农对资本扩张的本能警惕。这种冲突恰恰印证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融合的必然以及伴随而来的阵痛。
事业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的事业同样独当一面。舒婷在《致橡树》中呼吁，“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女主角黎秀芬木棉花的形象与陈大阳橡树的形象相互颉颃，相互辉映，这也成为新农村发展的活水之一。
黎秀芬初到村委任职便遭遇“茶水费事件”余震——前村干部因受贿入狱导致党组织被贴上“软弱涣散”标签。这场信任危机本质是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失效。黎秀芬的治理革新从打破信息黑箱开始。她将鱼塘发包方案制成问卷送到每户村民手中，在榕树下召开听证会解释统一管理的收益逻辑。这种“参与式治理”激活了村庄公共性，民主协商便不再是文件里的概念。小说描写台风夜河堤抢险的情节，成为新治理模式的生动隐喻：黎秀芬带头跳进泥泞填补缺口，巡逻队员冒雨运送沙袋，陈大阳穿越风暴背出昏迷的书记。这种上下联动的高效应急，回归到不变的理念：为民服务。
情节是小说的推进器，当代青年的爱情和事业情节恰好紧扣读者心弦。然而，小说的风格不限于此，它需要更贴近读者的生活，生活场景的细致刻画成为黄廉捷的致胜法宝，虽然作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故事发生地——岐城，但明眼的读者都能想到是什么地方。作者黄廉捷是广东人，其语言极具广东方言特色。“‘今天辛苦了！2180元，点一下数。’塘主拍了拍福源叔肩膀，然后递过去一把现金。”像“点一下数”这样的广东式表达在书中比比皆是，让人倍感亲切。黄廉捷想必是深入体验生活后才写出这部具有岐城特色的小说。小说开篇写到“刮塘”（捕塘鱼）的技术活，其细致程度如无切实的体验是不可能写得丝丝入扣的。“‘夏天水里有蛇，必须穿水裤，否则很容易被咬。戴头盔是因为鱼打挺时劲道很大，如果不做好预防措施，眼睛、额角可能会受伤。’水裤、水衣、水鞋、头盔，这是‘刮塘人’标志性着装。‘捞鱼一定要戴头盔，鱼跃起冲力很大，有一次鱼撞到眼角了。’福源叔对陈大阳讲捞鱼经历。”为什么将男主角设定为养殖塘鱼的创业者？因为岐城本身是养殖塘鱼的大本营，是脆肉鲩养殖的首创地，并由养殖扩展出各式各样菜式，书中写满岐城美食的记忆，“上菜了，乳鸽五只一开四、鲮鱼球、烧鹅、白切鸡、顶骨大鳝、草鱼肠、脆肉鲩、酿节瓜、白虾、罗氏虾、炒生菜、莲藕猪骨汤，满满一桌。有人说，岐城就是广东的美食之城，一点都不错，陈大阳听过一个没有经过考证的事，就是广府菜的‘鼻祖’出自岐城。”其中极具地方特色的是大煎堆，“陈大阳见到熟悉的大煎堆，一名男服务员手托一个比篮球小一点的煎堆从身边走过，油炸的香甜味道扑鼻而来，……再进一间是煎堆作坊，里面桌子上的盘子里一块块的面团安静地躺着，一位 50多岁的阿婆身穿厨师服，一手拿着网筛，一手拿起一块面团丢进油锅里，滋——滋——滋——一手的网筛不断转动面团，面团周围冒着气泡，锅里油翻滚着，阿婆手法纯熟，面团慢慢变大变圆，越滚越大。”地方风情不仅是小说的背景，更体现了文化在现代化潮流中的韧性和新生。在新式技术的变革图景中，这本小说始终未遗失文化的锚点。咸水歌的旋律依然飘荡在榕树广场，喜家美食店的乳鸽香气串联起几代人的味觉记忆。陈大阳在塘基种下的香蕉苗，一叶一叶地舒展着岭南农耕美学。当台风将蕉苗摧折，主人公们重新扶正树苗的动作，恰似文化传承的隐喻：根脉或许会被时代风雨暂时压弯，但生命总能找到复苏的方向。
掩卷之际，我终于明白《喜隆桥边》里的爱情与事业，是一场大时代即将奔涌而来的浪潮，诚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黄廉捷握紧一朵浪花，一花一世界，我终于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他用小说书写时代的样本。然而，主题小说如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苏联时代产生诸多主题小说，我国在革命时代同样出现诸多像《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主题先行和艺术深化是主题小说不得不面对的头痛问题，小说来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是小说家们不息追求的目标。《喜隆桥边》是一次新的尝试，它是南方乡村走向未来的精神坐标。
名家作序、推荐
诗人、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希作序中称，“黄廉捷书写乡村的可贵之处，在于率先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叙事的伦理限度，无论是现实还是过去，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无论遇到的是挑战还是机遇，也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既没有歪曲丑化，也没有诗意美化。他们有奋斗，有成长，有困惑，有焦虑。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背景下，陈大阳、黎秀芬、关来田等人审时度势，毅然返乡，扎根农村，成为新时代的新农民。”
该书还得到中国作家协会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委员会副主任李晓东，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步升，《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等的大力推荐。李晓东提到：《喜隆桥边》既是一部新时代山乡巨变佳作，又是一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史。小说以大湾区青年追求理想，返乡创业为背景，呈现大湾区青年为乡村振兴不畏艰难，乘风破浪。全书立体式展现新时代青年勇于担当的群像，是新时代大湾区追梦人的生动写照。
马步升表示：“《喜隆桥边》是一部反映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返乡创业的生动之作。作者通过典型人物形象，表现怀揣梦想的追梦人，不断在艰苦磨难中实现人生梦想和追求。读者能从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中看到鲜明时代特征，是一部质朴而醇厚的现实题材佳作。”
顾建平称，《喜隆桥边》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返乡青年追梦的图景，这些青年或投身于创新的浪潮，或扎根于乡村的沃土，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小说不仅仅关注青年的个人奋斗，更将视角投向了广阔的社会背景，这使得小说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享受，更是一种思想的启迪。
◆编辑：吴玉珍◆二审：郑沛锋◆三审：周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