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翻拍）

黄佐退隐后在泰泉旧里生活、著书立说，如今泰泉旧里变成了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其对面的越秀书院街也曾是黄佐足迹所到之处。

   广州北京路上的古迹“铜壶滴漏”，也见证了黄佐生活的时代。

广州市北京路，旧名承宣街，又叫双门底。附近有一名叫圣贤里的小巷，以前在圣贤里之南，与之平行的还有大司成里、泰泉旧里这两条街巷。

泰泉是岭南大儒黄佐的别号，人称泰泉先生。黄佐，香山人，他是明朝岭南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著作等身，著有诗文集《泰泉集》，编纂了《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广州志》《香山县志》等多部地方志。著述六百多卷。

●泰泉旧里  北京路上的前尘遗迹

记者查阅了黄佐的后代黄佛颐所撰的《广州城坊志》，书中详细地记录了黄佐广州故里的情况。

依据此书记者找到了泰泉旧里的原址，书中记录的双槐亭、黄文裕公祠、宝书楼、粤岳草堂、岭海楼，这些都与黄佐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些建筑都不复存在了。现在北京路上的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就是泰泉旧里的原址，紧挨着的新华书店也是当年黄佐家的。如今黄佐的旧居荡然无存，但文脉的遗迹却还在，背后的街如今称为“府学路”，那里有学校，路边一树一树地种着紫荆花树。北京路与府学路之间有一条巷子，叫“李白巷”。府学西街巷里有两口泉眼，如今住在巷子里的居民还在用。

“岭海楼，在承宣直街泰泉旧里，岭海楼之前，培芳自牓于门曰：四百年里第，十八世书香。”

“粤岳草堂，在双门底泰泉旧里内，黄文裕公八世孙培芳修葺为读书处，在北方翁方纲题额，堂后有岭海楼。”

“黄培芳，字子实，又字香实。香山人。乡贤黄佐八世孙也。父绍统，由举人选石城县学训导，擢琼州府学教授，辟仰山学堂以课士。学者称仰山先生。世寓县属之泰泉旧里。”

还有重要的古迹，现在立在北京路的正中央，它们大概见证过黄佐生活的那个时代，一个是“千年古楼遗迹”，一个是“元代铜壶滴漏”。古楼是自宋至明、清的拱北城楼、门洞、磉墩遗址。滴漏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计时器。

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对面就是越秀书院街。

黄佐退隐后就是在这里生活、著书立说、和弟子探讨诗文，并老死于此。

●黄佐家族  在广州与香山之间

黄佐在嘉靖年间编撰的《香山县志》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一族与香山的关系。

“乡礼泰泉先生之所定也，先生祖讳瑜，有宅在县东曰友琴堂，即仁即让与兄弟居之，而迁于广城，考讳畿捐己田七十亩有奇立为义田以赡族。先生乃承买官地莲峰山下立义田祠祀祖。合祖以行乡礼而著此书。嘉靖十四年冠带耆民欧全、余昌、温宗良等具呈布政司刊成颁行郡县，期使盗贼息而风俗厚，今纂其大略以为教化之助焉。”

这段文字记录了他为了规范族中子弟专门写了《泰泉乡礼》的事实，还把乡礼从本族扩大为香山县的礼仪教化。从文字中，我们还可以得知他的祖籍在仁厚里一带，先祖父黄瑜在县东有“友琴堂”祖居，有祖田70亩。他自己还在莲峰山买地以建祠祭祖。

文字还传达出一个信息，他的祖父把祖居让给了兄弟，自己举家搬迁到了广州，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泰泉旧里”的地方。

他还留下了记载了他祖父和高祖的文字——

“黄瑜字廷美，仁厚坊人，幼聪颖明尚书，景泰丙子举于乡。以经术为一时冠，历事户部疏六事上之，一曰正身则天下治，二曰正家则天下定，三曰正礼则天下化，四曰正乐则天下和，五曰正赋则天下富。”文中所说的上疏，即《六事书》。

“知县黄瑜祖墓在大北山，考墓在寿星塘。”按当时的县志记载，大北山在香山县东一里，紧挨着莲峰山。而寿星塘在县南二十里，附近有梅花水和宋帝疑冢。

黄佐明确指出祖父黄瑜是仁厚坊人，祖墓在大北山，高祖墓在寿星塘。那么，黄佐一族是什么时候来到香山的，他们那一支人又为何搬迁到了广州？

黄佐的先辈其实是江西筠州（今高安市）人，四世祖黄重载有一个儿子叫黄宪昭，在元朝时担任西台侍御史，以直言耿介奏谏闻名。当时朝廷害怕人民起义，就下令严禁汉人和南人收藏兵器，违令就会被处死。黄宪昭上书说，拥有勇、智、仁、信、忠，还怕人用兵吗？如果把人分成南人北人，那会让人人防忌，彼此猜疑，后果不堪设想。皇帝因此恼羞成怒，把他贬到了岭南。他在来岭南的路上病死。他的儿子黄从简孤身一人来到广州，这是黄佐一族人入岭南的世祖。

黄从简从武，他的儿子有从武的，也有从文的。其中一个儿子黄教移居南海，他有一个儿子叫黄德温。黄德温非常好学，先后出任东莞、香山等地的守御。1393年，黄德温的长子黄洙前往香山替补军役，随后家族随他迁往香山。

黄洙的二弟黄泗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从事军役，希望他们能从文走科举之路。他的儿子黄瑜达成了他的理想，黄瑜师从广州名儒陈政，后来还娶了陈政的次女为妻。1456年，黄瑜参加乡试中举并移居广州，之后到京城太学读书，但会试始终没通过，只好留在户部任职。黄瑜也有祖辈耿介的遗风，上《六事书》，惹怒权贵被逐出京城，去了惠州长乐县任知县，在那里赢得了当地人的爱戴。

退休之后，黄瑜回到广州，在家门口种下两棵槐树，建了一亭，名“双槐亭”。他在那里完成了《双槐岁抄》，记录了当时的朝野，文笔生动，所记人与事跃然于纸上。

黄瑜的儿子黄畿，号粤洲，通读四书五经，文章有魏晋之风，与明一代的八股取士格格不入。后来他放弃了科举之路，按照自己的方式读书写文。

1490年，黄畿的儿子黄佐出世，祖父与父亲亲自传授他学问。

虽然黄瑜很早就移居到了广州，但是他们一直当自己是香山人，后来黄佐专门编撰了《香山县志》，黄佐的《泰泉礼记》先是写给黄氏子弟，之后被作为全县的乡礼典范进行推广。

他的后代黄培芳，字香实，也留下了深深的香山印迹。

●理学之辩  充满了火药味的思想交锋

在学术史上，黄佐的影响莫过于他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交锋。

明朝是科举制度鼎盛时期，朱元璋规定为官必须通过科举选拔，这给平民阶层很大的上升空间的机会和诱惑，因此，明代的各阶层都注重科举考试。

黄佐就是一路靠实力考上去的，1510年，他通过了广东乡试的三场考试，考了第一名，即解元。1511年，他与南海李氏结婚。1514年，他在父亲的陪同下上京赶考，不料父亲病死途中，他哀痛不已，扶棺返粤。守墓三年后重返京城参加会试，没中。他返回广州撰写《诗经通解》。在此期间，他对科举考试失去了兴趣，烧掉了路引（考试资格凭证）。1519年，在其母亲的劝说下赴京再度会试，得到了识其才的主考官识特准。1520年他以第十八名的成绩通过会试。此时正德皇帝病死，殿试拖到1521年由嘉靖皇帝主持，被评定为二甲第十一名。二甲、三甲进士都可以参加“馆选”翰林庶吉士的考试，黄佐考了五场，全部名列榜首。

黄佐在翰林院任职编修，期间撰写了二十卷《翰林记》，系统地记录了明朝翰林院的建置、沿革、职能和作用，为后世研究明代科举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1523年后，“大礼议”之争发生，也就是嘉靖皇帝对继嗣还是继统的朝野争议。黄佐是站在嘉靖皇帝对立面的那一方，他受程朱理学影响颇深，也没有他的广东同乡霍韬、方献夫等人的政治投机思想，他在联名反对嘉靖皇帝的奏章上签了名，成了以后他仕途上最大的障碍。

在嘉靖皇帝忙着打击反对方官员的时候，黄佐提出回广东照顾老母亲，申请得到批准。1524年，在回粤的路途中，与王阳明有了第一次见面。他把这件事记在了他的思想之书《庸言》里。两人的主要争论点在知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识引发实践，又因实践获得新知。黄佐引经据典认为知先行后，认为没有知识对于行动的指导，行为很难避免会走上邪路。此言一出，王阳明默然。此次会面，黄佐的博学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会面发生在1528年，王阳明到广州讲学，特邀黄佐会面，也很希望黄佐成为他的门生。他还亲笔给其书院题写了一副对联“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黄佐在《庸言》里记录此事说“予致谢而已”，对这位当时名震大江南北的心学大师很不以为然。显然，王阳明继续向黄佐表达他主要观点“致良知”的看法。黄佐认为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忽视了实践的能力。他用孟子的“良能”观来摆明自己的立场，这让王阳明有些沮丧，他说天下人都对他的说法心悦诚服。黄佐针锋相对地说颜渊、冉有也有不喜欢孔夫子的地方，他不是不喜欢王阳明本人，只是各自师承不同罢了。王阳明听了也表示黄佐有思想的独立性，表示“非尊兄不闻此言”。

●学术思想  独立之精神

黄佐对王阳明所说的“谓非不悦尔，恐人各自有夫子”，表明了他对于王阳明的心学并不认同，黄佐之学与阳明心学存在巨大的鸿沟。

黄佐作为一名儒者，其学术取向和进路与朱熹较为接近。但和朱熹的理气二元论不同，黄佐主张理气一元。他在理学观念上是宗宋复古，并对当时以陈献章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江门学派和姚江学派融合释道来建构理学体系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他们二人把禅学的方法引入了心学，并没有多少创造性。黄佐在经学和史学撰述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学术自觉，秉承了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念和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而不仅仅专擅纯粹而思辨的形而上学思考。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佐少奇隽知名。及官翰林，明习掌故，博综今古。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卷，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在学风上，黄佐以博约之道潜心治学，以理学思想与经学著述施政教民，与王阳明、湛若水广收门徒志趣大不相同。正是黄佐精深的学术造诣及不傍门户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引起当时理学宗师王阳明的注意。

葛兆光先生说，“历史的系统常常是事后的回忆和追认，思想史总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在历史发生的当时可能并没有盟主，也没有领袖，当然也没有统绪或历史，可是，后来者却会意识到，要确立真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必须得有伟大的领袖和清楚的谱系，因此，必须要清理门户、书写家谱，才能成为一线单传的‘道统’”。

黄佐虽能学程朱，但自成一家，未能有意识地广授门生，开宗立派。因此，他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隐者，在思想史上失去了他应有的光芒。但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不畏权威强大的独立精神。有研究者认为，黄佐作为具有精深造诣并和王阳明有过直接思想交锋的理学家，理应成为明末清初思想史观照的重要对象。黄佐及其著述也应成为考察明清之际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重要参照。

黄佐身上正好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质，即能在对各种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保持着一种反传统的特性以及不断变革创新的文化特质。

●诗书传家  四百年书香气

真正让黄佐显名的是诗歌创作和地方史的编纂和记录。

1528年，黄佐因为得罪过嘉靖皇帝，最终还是被外放任官，他先后任职江西佥事、广西学政。1536年以翰林编修兼左春坊左司谏。不久，晋侍读掌南京翰林院，擢南京国子祭酒，累擢少詹事。1547年与大学士夏言论河套事，政见不合被罢。

黄佐自此再也不留恋官场，1548年，他返回故里，潜心于学问。

在文学创作上，黄佐博古通今，精于音律，著有《乐经》《乐典》《诗经通解》《六艺流别》《泰泉集》《明音类选》。欧大任称，“泰泉先生崛出南海，其持汉家三尺，以号令魏、晋、六朝，而指挥开元、大历，变椎结为章甫，辟荒薙秽于炎徼。功不在陆贾、终军下。”

富路特、房兆楹等主编的《明代名人传》里评论黄佐，“诗作呈现冲和和古雅的艺术风格，大有金声玉振之质。南园后五子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都是黄佐的学生。南园后五子标志着从十四世纪前五子以来文学上的伟大复兴，而黄佐正是这一伟大复兴的实际推动者，黄佐和丘濬将广东作家的文学水准提升到了最高水平。”

在史学方面，除了《翰林记》《南雍志》《广东通志》《广州人物传》等，《革除遗事》及经部文献《泰泉乡礼》《乐典》亦成为现代学者考察明代社会地方史的主要史料。特别是《革除遗事》作为建文帝统治期间的记述，编撰于1521年，是最早详细叙述建文帝君臣事件的著作之一。当时的史家都怕惹祸上身，独有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秉笔直书。

他的后代继承了他诗书传家的传统，不乏乡贤、诗人、学者。他的儿子们都勤于读书。次子黄在素中举曾任福建军漳州通判。明末清初，重孙黄逵卿弃举业不仕清朝。黄逵卿的儿子黄绍统曾任广东石城县（今廉江市）训导，著有《石城县志》。黄绍统的儿子黄培芳与张维屏、谭敬昭并称“粤东三子”，著作丰富，著有《易宗》《书训纂》《十三经或问》《香山县志》等五十多部六百多卷著作。黄培芳侄孙黄映奎创办中国文专科学校，平生勤于著书。黄佐后人学有所成者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记者 杨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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